《美國家庭計劃》：“拜登加稅2.0”真的能“劫富濟貧”嗎？

本文來自“申萬宏源宏觀”

主要內容

拜登推出《美國家庭計劃》，并計劃向富人加稅。美國時間4月28日，白宮正式推出《美國家庭計劃》(The American Families Plan)，共包括支出和加稅兩個部分。支出部分：包括約5060億美元的教育投資、4950億美元的幼托、帶薪假和食品援助計劃和8000億美元針對家庭的減稅，總規(guī)模為1.8萬億美元，實施時間長達10年。加稅部分：該計劃將對最富有的美國人(0.3%人群)加稅并加強稅收征管，同時確保年收入在40萬美元以下的美國居民不會收到加稅影響，將在10年內募集1.5萬億美元。

為何通過加稅融資：杠桿過高，劫富濟貧。政府杠桿過高制約美國政府債務融資空間。此次美國家庭計劃，以及前期公布的美國基建計劃和美國援助計劃不同，并沒有通過大規(guī)模發(fā)債為支出融資，而是通過加稅覆蓋支出需求，其背后原因便在于政府杠桿率在前期數輪對居民的直接補貼中被持續(xù)推高。

美國政府擴大債務融資的空間有限，導致拜登不得已轉向富人進行“劫富濟貧”式加稅融資。而中低收入群體消費傾向相對于富人更高，所以結構性向富人加稅的做法并不會對總需求造成過大影響;為何拜登選擇向富人加稅?美國收入分配格局持續(xù)惡化，美國貧富差距自1968年以來持續(xù)擴大，并沒有緩解的跡象。

加稅力度低于預期，或為一攬子計劃順利通過做出妥協(xié)。雖然本次加稅幅度達到8000億美元，但僅主要涉及兩個稅種，并未涉及此前市場多次討論的遺產稅和個稅逐項扣除的限制等措施，實際上加稅的力度是低于預期的。加稅力度的放緩，或是為了獲取民主黨內部和共和黨的支持，以便于《美國就業(yè)計劃》和《美國家庭計劃》的順利通過。

但是，美國家庭計劃在兩院推行預計困難重重;而為了在2022年中期選舉前通過此次美國家庭計劃和美國基建計劃，民主黨已經在試圖增加預算和解次數的方法，很可能將使2021-2022年預算和解的次數增加，這將使得兩個計劃同時在年內通過的可能性變大。

如果這項方案最后實行，那拜登的美國就業(yè)計劃可以在9月之前利用“修正”的方式加入到之前通過的《美國救援計劃》中從而生效。而在9月之后再通過新的預算和解法案來令美國家庭計劃生效，從而實現(xiàn)在年內所有刺激法案的落地。

計劃目的：短期結構性刺激消費，長期增加中低端就業(yè)。

1)需求端，美國家庭計劃中8000億美元減稅將在后續(xù)失業(yè)補貼到期后對居民收入起到推升作用，而因為減稅的目標主要為中低收入群體，其較高的消費傾向或可轉化為消費動能，在今年9月失業(yè)補貼到期后繼續(xù)對居民消費形成支撐;

2)減稅、教育投資、為家庭提供直接支持可提振就業(yè);

3)但是，對富人加稅可能擠出私人投資，從而對美國創(chuàng)新研發(fā)形成抑制，導致美國長期技術進步帶動供給提升的能力弱化;

4)美國家庭計劃或可緩解失業(yè)率和通脹雙高的“菲利普斯悖論”。美國家庭計劃對中低收入人群就業(yè)有改善作用，而對富人加稅則可能在長期引發(fā)供給收縮，導致通脹上升，但這是伴隨著失業(yè)率改善的。所以，美國家庭計劃或可緩解我們3月《“菲利普斯悖論”再現(xiàn)，美聯(lián)儲何去何從?-全球貨幣與流動性系列之一》中所提到當前失業(yè)率和通脹預期雙高的菲利普斯悖論。

與加稅伴隨的潛在的資本市場調整或導致美聯(lián)儲Taper時點推遲。一方面，美國就業(yè)計劃中提高企業(yè)所得稅稅率已經讓企業(yè)盈利承壓，在減少未來研發(fā)投入的同時加大了市場下行壓力。另一方面，而隨著長期資本利得稅稅率的調整，美國高收入人群在資本市場中通過長期持有而避稅的行為模式將轉換為注重短期操作，將進一步加大美國資產價格的波動風險，令資本市場調整的可能性和幅度都進一步加大;對企業(yè)和富人資本利得雙重征稅的行為令資本市場調整的可能性和幅度都進一步加大，而這將有助于緩解金融市場泡沫化風險，或令美聯(lián)儲年內溝通Taper時點推遲。

正文

1.拜登推出《美國家庭計劃》，并計劃向富人加稅

美國時間4月28日，白宮正式推出《美國家庭計劃》(The American Families Plan)，共包括支出和加稅兩個部分。

支出部分：包括約5060億美元的教育投資、4950億美元的幼托、帶薪假和食品援助計劃和8000億美元針對家庭的減稅，總規(guī)模為1.8萬億美元，實施時間長達10年。

加稅部分：該計劃將對最富有的美國人(0.3%人群)加稅并加強稅收征管，同時確保年收入在40萬美元以下的美國居民不會收到加稅影響，將在10年內募集1.5萬億美元。

1)增加對國稅局的投資，增加審計力度，計劃募集7000億美元;

2)計劃將個稅最高稅階恢復到2017年法律之前，將稅率恢復到39.6%，但只適用于最高1%的稅率，其他稅階將保持在當下水平。同時提高資本利得稅邊際稅率至39.6%，并取消繼承過程中資本增值部分免稅的條款。加稅條款預計十年內增加800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

2.為何通過加稅融資：杠桿過高，劫富濟貧

政府杠桿過高制約美國政府債務融資空間。此次美國家庭計劃，以及前期公布的美國基建法案和美國援助計劃不同，并沒有通過大規(guī)模發(fā)債為支出融資，而是通過加稅覆蓋支出需求，其背后原因便在于政府杠桿率在前期數輪對居民的直接補貼中被持續(xù)推高。

美國政府杠桿率已經從2000年遠低于發(fā)達國家、發(fā)達經濟體的水平提升至與發(fā)達經濟體持平，而隨著疫情中美國政府連續(xù)兩年創(chuàng)出二戰(zhàn)后最高赤字率(2019年14.9%、2020年預計15.6%(詳見《美1.9萬億刺激：供需撕裂，推升通脹，增我出口——美國近三輪大規(guī)模財政刺激全局影響概覽》(2021.03.14))，美國政府杠桿率已經實現(xiàn)了對發(fā)達經濟體的超越。

美國政府擴大債務融資的空間有限，導致拜登不得已轉向富人進行“劫富濟貧”式加稅融資而中低收入群體消費傾向相對于富人更高，所以結構性向富人加稅的做法并不會對總需求造成過大影響。

為何拜登選擇向富人加稅?美國收入分配格局持續(xù)惡化，美國貧富差距自1968年以來持續(xù)擴大，并沒有緩解的跡象。用衡量貧富差距的經典指數“基尼系數”來看，美國從1968年的0.386持續(xù)擴大至2019年的0.484，52年之間僅有13年貧富差距有所收窄，而其余年份均處于擴大狀態(tài)。

而且收入和財富都更加集中于收入分配的“頭部”——前1%的人群。從1913年至今，美國居民收入分配走出“U型”路徑——從收入分配格局的改善到惡化。其中在二十世紀初至七十年代期間，美國居民收入分配走出“庫茲涅茨曲線”的右半部分——隨著經濟的增長收入分配愈發(fā)平等。

美國居民收入水平在前1%的人群總收入占比二十世紀初的20%左右下滑至20世紀70年代的10%左右。但這一改善格局并未延續(xù)，七十年代后美國居民收入分配迅速惡化，已經基本再度回到20世紀初的水平。同時美國居民財富水平在前1%的人群財富占比也在七十年代后大幅提高。

3.加稅力度低于預期，或為一攬子計劃順利通過做出妥協(xié)

雖然本次加稅幅度達到8000億美元，但僅主要涉及兩個稅種，并未涉及此前市場多次討論的遺產稅和個稅逐項扣除的限制等措施，實際上加稅的力度是低于預期的。此前市場普遍預期拜登加稅計劃中除個稅/資本利得稅上調外，遺產稅(Estate tax)、個稅的逐項抵扣(Itemized deductions)等方面也會有加稅措施。

加稅力度的放緩，或是為了獲取民主黨內部和共和黨的支持，以便于《美國就業(yè)計劃》和《美國家庭計劃》的順利通過。《美國就業(yè)計劃》的對企業(yè)加稅已經引起共和黨人，甚至民主黨內部的較大分歧，而后續(xù)《美國家庭計劃》再推出對高收入群體的加稅，將繼續(xù)加大兩院分歧，并可能導致兩部計劃的流產。為了防止出現(xiàn)這種情況，拜登選擇收窄對高收入群體的加稅幅度是合理的。

但是，美國家庭計劃在兩院推行預計困難重重。1)一方面，拜登對富人加稅對紐約、加州等富有州的民主黨人造成壓力，民主黨內部仍然存在不團結的因素;2)另一方面，爭取共和黨人支持將較為艱難。拜登向富人加稅，特別是調升資本利得稅和特朗普時代標志性的稅收法案(TCJA)背道而馳，對富人加稅也將面臨硅谷、華爾街富人群體的反對。

而為了在2022年中期選舉前通過此次美國家庭計劃和美國基建計劃，民主黨已經在試圖增加預算和解次數的方法，很可能將使2021-2022年預算和解的次數增加，這將使得兩個計劃同時在年內通過的可能性變大。根據美聯(lián)社(AP)消息，4月6日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墨的發(fā)言人賈斯汀·古德曼發(fā)表一份聲明宣布：參議院議事法規(guī)專家(Parliamentarian)MacDonough已經裁定可以在一個財政年度內使用多次預算和解。依據的是《1974年國會預算法》(Congressional Budget Act of 1974)中的第304節(jié)，“在根據第301條就本財政年度的預算共同決議通過之后的任何時間，在本財政年度結束前，參眾兩院可通過一項預算共同決議，修訂或重申最近商定的本財政年度預算共同決議?！?/p>

如果這項方案最后實行，那拜登的美國就業(yè)計劃可以在9月之前利用“修正”的方式加入到之前通過的《美國救援計劃》中從而生效。而在9月之后再通過新的預算和解法案來令美國家庭計劃生效，從而實現(xiàn)在年內所有刺激法案的落地。

4.計劃目的：短期結構性刺激消費，長期增加中低端就業(yè)

需求端，美國家庭計劃中8000億美元減稅將在后續(xù)失業(yè)補貼到期后對居民收入起到推升作用，而因為減稅的目標主要為中低收入群體，其較高的消費傾向或可轉化為消費動能，對美國經濟恢復形成支撐。以美國科技泡沫時為例，政府推出的減稅法案對居民收入有總量上的推升作用，持續(xù)時間較長，但因減稅群體為高收入人群，所以對消費拉動較為有限。此次針對中低收入群體美國家庭計劃或可實現(xiàn)減稅-居民收入推升-消費增加的傳導鏈條，從而在今年9月失業(yè)補貼到期后繼續(xù)對居民消費形成支撐。

減稅、教育投資、為家庭提供直接支持可提振中低端就業(yè)。

1)減稅或可刺激中低收入群體就業(yè)意愿。此次針對中低收入群體的8000億美元減稅或可顯著提升收入，同時刺激中低收入群體就業(yè)意愿，從而改善經濟供給能力;

2)對家庭提供支持將改善勞動參與率，提振就業(yè)。美國家庭計劃向家庭提供4950億美元的直接支持，其中2250億美元投向幼托服務，這將幫助婦女群體重歸就業(yè)崗位，提高勞動參與率。從近期的就業(yè)數據上也可發(fā)現(xiàn)，3月勞動參與率的改善其實主要來自于女性群體，而這主要受益于疫情緩和、學校逐步開放。降低美國幼托服務費用、提高服務質量可幫助美國婦女群體從疫情居家照顧家庭的角色走出來，重新加入工作群體;

3)對教育投資可緩和疫情嚴格防控措施下所帶來的教育缺失，改善未來就業(yè)群體素質。該計劃為兒童提供免費學前教育、2年免費社區(qū)大學教育，將改善美國勞動力群體質量，降低失業(yè)率。

但是，對富人加稅可能擠出私人投資，從而對美國創(chuàng)新研發(fā)形成抑制，導致美國長期技術進步帶動供給提升的能力弱化。我們在《殊途難同歸——中美基建投資與政府杠桿對比研究》中就曾強調“增加稅率可能挫傷研發(fā)積極性，繼而引發(fā)供給收縮。”

而此次針對富人加稅可能將進一步打擊美國制造業(yè)企業(yè)研發(fā)的積極性，技術進步進一步放緩，最終造成制造業(yè)供給收縮。綜合來看，美國家庭計劃雖然可以提升中低收入人群收入、就業(yè)規(guī)模和質量，但代價卻是部分犧牲經濟創(chuàng)新、經濟長期增長動能。

美國家庭計劃或可緩解失業(yè)率和通脹雙高的“菲利普斯悖論”。美國家庭計劃對中低收入人群就業(yè)有改善作用，而對富人加稅則可能在長期引發(fā)供給收縮，導致通脹上升，但這是伴隨著失業(yè)率改善的。所以，美國家庭計劃或可緩解我們3月《“菲利普斯悖論”再現(xiàn)，美聯(lián)儲何去何從?-全球貨幣與流動性系列之一》(2021.3.1)中所提到當前失業(yè)率和通脹預期雙高的菲利普斯悖論。

5.與加稅伴隨的潛在的資本市場調整或導致美聯(lián)儲Taper時點推遲

一方面，美國就業(yè)計劃中提高企業(yè)所得稅稅率已經讓企業(yè)盈利承壓，在減少未來研發(fā)投入的同時加大了市場下行壓力。美國就業(yè)計劃中將公司所得稅從21%提升到28%等一攬子針對企業(yè)的加稅計劃已經讓未來企業(yè)盈利承壓，隨著計劃的正式通過資本市場或將面臨一輪調整的可能。

另一方面，而隨著長期資本利得稅稅率的調整，美國高收入人群在資本市場中通過長期持有而避稅的行為模式將轉換為注重短期操作，將進一步加大美國資產價格的波動風險，令資本市場調整的可能性和幅度都進一步加大。此次拜登新增年收入100萬美元以上的稅檔，專門制定39.6%的新稅率。

而考慮到現(xiàn)行的個稅最高邊際稅率37%以及未來提高至39.6%的可能性，美國長期資本利得稅或將重回20世紀九十年代初與個稅最高邊際稅率持平的狀態(tài)。這種操作模式或將改變過去高收入人群長期持有資產的動力，并對市場流動性造成不利影響，放大市場風險。在企業(yè)盈利被稅收壓抑下，資本市場未來動蕩的可能性大幅提高，而幅度也將加深。

對企業(yè)和富人資本利得雙重征稅的行為令資本市場調整的可能性和幅度都進一步加大，而這將有助于緩解金融市場泡沫化風險，或令美聯(lián)儲年內溝通Taper時點推遲。

（智通財經編輯：魏昊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