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安華：個稅改革能拉動消費嗎？

本文來源于招銀國際的研究報告，作者為招商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丁安華。文中觀點不代表智通財經觀點。

一、結構性減稅：新個稅改革“增減”效果并存

8 月 31 日人大常委會通過新版?zhèn)€人所得稅法，這是我國自個稅立法以來的第七次修改，也是時隔七年的再次修訂。新修訂內容包括擴大中低稅率對應的收入級距、增加專項附加扣除、賦予省一級地方政府更大的減征權限等具有減稅性質的內容，也包括加強個稅征繳和首次引入反避稅條款等具有增稅性質的內容（圖 1）。

那么，誰是此次個稅改革的主要受益者？此次個稅改革能否通過可支配收入的增加來拉動消費，從而刺激經濟增長？這是需要認真回答的問題。我們可以從消費函數的視角來做一分析。主流經濟學認為私人消費與可支配收入之間存在穩(wěn)定的函數關系，可以表述為消費是可支配收入、預期可支配收入和邊際消費傾向的函數：

二、平均稅率的啟示：誰是此次個稅改革的主要受益者

我們首先破解消費函數中的第一個自變量，即可支配收入（Y - T）的變化。

簡單計算可以發(fā)現，新版?zhèn)€稅法下所有收入水平對應的個稅繳納金額均較舊版?zhèn)€稅法有所下降；而且收入水平越低，個稅繳納金額的下降幅度也越大。例如，月收入在 5,000 元以下的居民繳稅金額下降幅度達到 100%，而月收入在 100,000 元的居民繳稅金額下降了 10%

左右。以繳稅額的減免幅度計算的曲線呈逐漸下滑走勢，表明低收入階層繳稅金額下降幅度大于高收入階層。直觀地看，低收入階層是本次個稅改革最大的受益群體（圖 3）。

不過，此種簡單計算方法失之偏頗。由于基數原因，不同收入階層的繳稅金額變化幅度失去分析上的意義。而正確的做法，是分析不同收入階層實際稅負的改變，即通過觀察納稅人平均稅率（Average Tax Rate）的變化程度，來判斷哪個收入群體是個稅改革的主要受益者。

平均稅率的計算結果顯示，新版?zhèn)€稅法下不同收入階層的實際稅負較舊版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不過，更為重要的是，我們發(fā)現實際稅負下降幅度最大的并非低收入群體（圖 4）。

（一）當月收入范圍在 5,000 元至 20,000 元時，居民實際稅負下降幅度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大；當月收入為 20,000 元時居民享受的實際稅負從原有的 10%下降至 4.2%，降幅5.8 個百分點，為所有收入水平中的最大值。

（二）當月收入范圍在 20,000 元至 100,000 元時，居民實際稅負下降幅度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減小；當月收入為 100,000 元時居民享受的實際稅負從原有的 23.8%下降至 21.5%，降幅 2.3 個百分點，為該收入區(qū)間內的最低值。

（三）當月收入大于 100,000 元時，居民實際稅負下降幅度繼續(xù)隨著收入水平的提高而減小，最終的實際稅負下降幅度理論上趨近于 0。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月收入在 10,000 元至 100,000 元區(qū)間的居民（中高收入階層），實際稅負降幅高于月收入在 10,000 元以下的居民（低收入階層）。可見，中高收入階層在本次個稅改革中受益更多。

這種分析的意義在于，不同收入群體具有不同的邊際消費傾向，從而對消費有不同的拉動作用，這一點我在后面還會談到。簡單來說，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較高，中高收入階層邊際消費傾向較低。新版?zhèn)€稅法下中高收入階層的實際稅負下降幅度更大，這種結構性差異可能對消費水平的提升形成制約。

若考慮到新引入的專項附加扣除項，中高收入群體的受益則更為明顯。因為對低收入群體而言，基數較低常常導致扣除項得不到充分使用；而對中高收入群體，專項扣除項可以進一步抵扣其所繳納的個稅，繼而進一步降低其實際稅負。

三、“黃宗羲定律”：未來可支配收入的陷阱

現在來討論一下消費函數中的第二個自變量，即未來可支配收入預期（Y^e- T^e）的變化。

學者秦暉曾依據明代思想家黃宗羲的學說，在其論文《并稅式改革與“黃宗羲定律”》¹中總結得出：中國歷史上的稅費改革不止一次，但每次改革后，農民稅負在下降一段時間后又漲到一個比改革前更高的水平。觀察我國歷次個稅改革的數據可以發(fā)現，國家征收的個稅收入，其增速短期下行后便迅速反彈至高位，并且出現個稅收入增速長期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特征（圖 5）。這種現象說明，歷次個稅改革并未對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提升產生積極影響，因而不利于居民可支配收入預期的改善。

雖然個稅僅是影響可支配收入增速的諸多因素之一，但個稅改革作為新增的外生變量，理應對可支配收入增速產生直接影響，減稅效果應當體現為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提升。但歷史數據顯示：

(一) 除少數年份外，個稅增速總體上高于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尤其是 2013 年以來，個稅增速幾乎是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的兩倍，而且二者的差距有不斷擴大的趨勢。

(二) 個稅增速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間呈現正向關系。除 2005 年個稅改革推動形成 2006 年個稅增速下降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提升的喜人局面之外，其他兩次個稅改革在降低次年個稅增速的同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速卻并未出現提升，反而出現了下降（圖5）。相關性分析也未發(fā)現個稅增速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間有明顯的相關關系（附錄二），指望個稅改革提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并未獲得歷史數據的支持。

經典的消費理論認為，居民消費是居民收入的函數。持久收入消費理論更進一步認為，消費者對未來收入增長的預期將對消費產生重要影響。即使短期可支配收入增多，若消費者不相信收入的增加會持續(xù)下去的話，便不會立即增加消費；如果消費者能夠判定收入的增多是持久性的，那么其消費也會隨之調整到與新的收入相應的水平上。

四、邊際消費傾向低迷

最后，我們來看看消費函數中的第三個自變量：邊際消費傾向（MPC）的變化。

近年來，我國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出現了大幅快速下滑，從 2014 年的 0.78 大幅下降至 2017 年的 0.49，其中緣由值得仔細玩味。從個稅改革的角度而言，寄希望于減稅而提升邊際消費傾向似乎并不現實。

從歷史數據來看，幾次個稅改革并未對居民邊際消費傾向產生一致的影響。2005 年 10 月的個稅改革，起征點由 800 元提高至 1,600 元，個稅增速由 2005 年的 21%下降至 2006 年的 17%，同時，邊際消費傾向反而從 0.71 下降至 0.60。2007 年 12 月的個稅改革，起征點由 1,600 元提高至 2,000 元，因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影響，個稅增速大幅下降至 2009年的 6%，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大幅提高至 0.73，個稅改革對邊際消費傾向的提振似乎較為明顯。2011 年 6 月的個稅改革，起征點由 2,000 元提高至 3,500 元，個稅增速大幅下滑至2012 年的-3.9%，但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卻并未出現預想中的上升，反而下降至 0.55，個稅改革未能提高居民邊際消費傾向（圖 6）。相關性分析未發(fā)現個稅增速與邊際消費傾向間有顯著的相關關系（見附錄二），因此，指望個稅改革提振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至少未能獲得歷史數據的支持。

要擴大居民消費，就必須扭轉邊際消費傾向快速下降的局面，但這卻是單純的個稅改革所無法承受的重任。顯然，邊際消費傾向的改變，背后可能有其它更為重要原因，特別是近年房價快速上升導致的居民杠桿率迅速走高，不僅降低了居民可用于一般消費的可支配收入，還造成了居住性邊際消費支出對其它方面邊際消費支出的壓制，從而形成了對居民消費行為的“雙重擠出”效應。

2011 年以來，居住性邊際消費支出的擠出效應非常明顯：居住的邊際消費支出占當年邊際消費支出總額的比重逐年增長，且斜率愈發(fā)陡峭；居民必選消費的邊際支出占比則大幅下降，可選消費的邊際支出占比自 2014 年也呈下降趨勢（圖 7）。如不改變國內房地產業(yè)與其他產業(yè)的畸形比例結構，預計居民的消費支出將繼續(xù)傾向居住領域，未來其他領域的消費升級空間將依舊無法得到擴展。

在我國間接稅為主的稅制下，個人所得稅作為直接稅種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重一直很低。居民對直接稅的變動很敏感，使得個稅改革成為討論關心的話題。新版?zhèn)€稅法正式實施后，僅以 5,000 元的基本減除標準來計算，繳納個稅的人數就將從目前的 1.87 億人下降到 0.64 億人，未來加入專項附加扣除項后，納稅人數將進一步下降。

總之，在曝光效應（Exposure Effect）作用下，公眾更習慣用納稅金額的降幅來判斷稅改的收入分布效果。而通過分析更科學的平均稅率可以看到，實際稅負的改變是一條出人意料的“倒 U 型”曲線，中高收入階層在本次個稅改革中受益更多。

個稅改革當然是利民之舉，值得肯定。但從消費函數的視角分析，結合低收入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更高的事實，新稅改的“小馬”很可能難以拉動消費這輛“大車”。從供給政策的角度而言，降低間接稅（特別是增值稅稅率）才是真正關鍵的改革方向，理解這點就不難看出政府承諾的減稅降費還沒有兌現。更大規(guī)模的減稅、更加明顯的降費措施，還是一項未盡的工程，值得我們期待。

（編輯：文文）